新书推介|高淮生：《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
前言
一、宋淇的红学研究：辨明红学方向、探究红楼艺境
引言
第一节：启迪时人之鸿文——《论大观园》和《新红学的发展方向》
第二节：治学之典范——融通中西、融通文本和文献
第三节：由文本而文化——接续王国维而别开生面
结语
附录：宋淇学术简历
二、梅节的红学研究：考论立新说，辨伪以求真
引言
第一节：考论视野开阔，话题意识特强
第二节：作者卒年“新考”与版本问题“创见”
第三节：红学学风的思考与批判
结语
附录：梅节学术简历
附案：马力的红学研究
三、潘重规的红学研究：索隐旧途迷不悟，校红述史开新篇
引言
第一节：红楼血泪史——“反清复明”是《红楼梦》的本旨
第二节：抬学问杠——态度和方法之论辩
第三节：誉大于毁——《红楼梦》“校勘”和红学“述史”
结语
附录：潘重规学术简历
四、周策纵的红学研究：陌地生痴心但求解味，白头存一念推广红学
引言
第一节：《红楼梦》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
第二节：关于“新校本”的意见
第三节：“两周”（周策纵和周汝昌）交谊关乎红学
结语
附录：周策纵学术简历
五、余英时的红学研究：倡导新典范，启示后来者
引言
第一节：“曹学”之名引起争辩
第二节：“新典范”与“两个世界”说的意义及其影响
第三节：“实证”与“诠释”参伍以求、交互并用
结语
附录：余英时学术简历
六、赵冈的红学研究：勤于家世版本梳理，试图建设性之贡献
引言
第一节：《红楼梦新探》的“红学史”特征及其学术影响
第二节：围绕《红楼梦新探》的学术论争
第三节：研究方法与论辩方式之争
结语
附录：赵冈学术简历
七、林语堂的红学研究：平心论高鹗，到底意难平
引言
第一节：高鹗是否续书
第二节：高鹗续书如何评价
第三节：论证策略与持论态度
结语
附录：林语堂学术简历
八、张爱玲的红学研究：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
引言
第一节：《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
第二节：成书研究：一稿多改
第三节：“不近人情”的批评：周汝昌评张爱玲
结语
附录：张爱玲学术简历
九、皮述民的红学研究：走出“自传说”拘囿，开拓“李学”新境
引言
第一节：“苏州李府半红楼”：“李学”之奠基
第二节：“李学”：打破红学谜关之学
第三节：“曹李互证”之研究方法
结语
附录：皮述民学术简历
十、浦安迪的红学研究：观照《红楼梦》原型寓意，另辟《红楼梦》评点蹊径
引言
第一节：《红楼梦》的原型寓意研究
第二节：《红楼梦》的批语研究
第三节：《红楼梦》研究的比较视野和融通中西的双向借径方法
结语
附录：浦安迪学术简历
十一、伊藤漱平的红学研究：
引言
第一节：《红楼梦》研究的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
第二节：《红楼梦》翻译的周到细心与精益求精
第三节：注重考据，文风朴实
结语
附录：伊藤漱平学术简历
十二、余国藩的红学研究：
引言
第一节：《红楼梦》的虚构诠释
第二节：《红楼梦》的双向阐释
第三节：《重读石头记》的影响
结语
附录：余国藩学术简历
后记
《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是一部现代学案体的红学学术史著述，是笔者所著《红学学案》（新华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续编。《红学学案》这部红学史新著的写作立意正在于：不拘格套，另辟蹊径，换一种眼光看红学。
何谓现代学案？
笔者在《现代学案述要》一文中说：“现代学案，顾名思义即为现代学人之学术志业立案考述。或考述其一生之学术志业，或考述其专攻之学术志业，披沙拣金，知其人而论其学。是故，现代学案不同于‘学术通史’或‘学术专题史’，乃换一种眼光看学术，即为现代学术寻找真实而鲜活的为学传统，这是它的立意所在。现代学案体制，虽旧弥新。一则现代撰述之形制略不同于《明儒学案》之形制；二则现代学案之旨趣较之《明儒学案》略有所增益。无论形制之新变，抑或旨趣之增益，皆显见现代学案撰述者之学术史立意。”[1]
所谓“形制之新变”，即以现代述学方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要钩玄、指陈得失、明确褒贬、引发思考；所谓“旨趣之增益”，即立案考察学人两方面之“兼美”：①考据、义理、辞章之兼美；②人与书（著述）之兼美。
“形制”服务于“旨趣”，即“昭传”百年红学史上能够立得起、站得住的学人之学术个性和学术精神，既为红学学科发展寻绎可资借鉴的学术典范或学术范型，同时寻绎真实而鲜活的为学传统。应该说，现代学案已然超越了传统之路数并获得了现代之品格。
乔福锦教授在《学科重建与学术转型时代的“建档归宗”之作——高淮生教授<红学学案>》读后感》一文中称《红学学案》乃红学“学科重建与学术转型时代的‘建档归宗’之作”。[2]
在乔福锦教授看来，《红学学案》通过做好每一个“案宗”、每一组“案卷”，不仅是对过去学术发展的历史总结，同时也是对当下学术的评估，以及对未来学术发展的预示。
《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正是港台及海外学人红学志业的“案卷”，它是由每一个“案宗”即学人学案组成。
笔者在撰著现代学案时葆有如下认识：学术史研究与拓新性专题研究相比毕竟属于“二等学术”，不过，的确需要非同一般的德才学识才能做得好。
学术视野应“博观”，治学方法求“圆照”，史家见识善“通识”，史家心性则备“仁德之心”，这是成就“立得住”且“相对精善”之现代学案史著的几大要素。或者说，现代学案之写作，非做到“考据、义理、辞章”三者兼美以及“人书合一”之境界，则不能成就其“精善”之美。
现代学案可谓楷模《明儒学案》以及《史记》纪传的“另一种学术史”，同样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则以兼顾“正襟危坐”而“意蕴宏深”与“口舌生香”而“通邑大都”之美，洵非易事也。由此观之，学案史著洵非“二等”之德才学识所能为。[3]
笔者以为，相比较于《红学学案》，《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在学术史立意、文献材料取舍、学人成果考评、写作策略笔法等方面已经日趋完善和不断进步了，即学术史立意更加明晰，文献材料取舍更加审慎，学人成果考评更加缜密中肯，写作策略笔法更加灵活多样。
笔者的自我期许：
《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自比《红学学案》“相对精善”了，即在“建档归宗”方面“相对精善”了，在史料、经验与见识的结合方面“相对精善”了。当然，是否做到了“相对精善”则需要学界的评估以及读者的首肯。
《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的撰述兼顾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一则红学史的考量，二则地域红学的考量，三则学人为学过程和为学业绩的考量，三者兼顾，则庶几近乎真貌。
可见，《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所选取的学人应兼顾以下三个方面：一则红学史的地位，二则地域红学的影响，三则为学过程和为学业绩的可观。试将《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立案考述的12位港台及海外学人红学研究之整体风貌分述如下：
宋淇的红学代表著作即《红楼梦识要: 宋淇红学论集》，其中最有影响的两篇文章即《新红学的发展方向》和《论大观园》。
从宋淇红学论集中可见其学术路径是对俞平伯“文学考证”的直接承续，并同时可见王国维红学批评之切实影响。宋淇的红学研究致力于辨明红学方向、探究红楼艺境，由“识小”而“识要”，小中而见大，精思而妙悟，善于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
同时，善于将《红楼梦》置于世界文学之林作比较研究，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至于由文本而文化的义理发掘，则又为《红楼梦》的意义阐释拓展了研究视野。
因此，大陆学者对宋淇的红学研究评价很高，即起点高、视野宽、路子正，并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其学风和文风都堪称治学的典范。从如此好评可见：宋淇的红学研究能够将“考据”“义理”“辞章”结合得比较好，堪称为学之楷模。
梅节的红学代表著作即《海角红楼——梅节红学文存》，这部著作是梅节红学研究成果的总集成。
梅节的红学研究主要着力于“考辨”即“考证”和“辨伪”，这两个方面密切联系、相互贯通，而以“求真”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点。
他在诸如《红楼梦》作者问题、版本问题、成书过程问题等方面均有聊备一说的新解，譬如《曹雪芹卒年新考》《论己卯本<石头记>》《史湘云结局探索》《<红楼梦>成书过程考》《论<红楼梦>版本系统》《曹雪芹“佚诗”的真伪问题》等考辨文章体现出以下鲜明特点：文本内外的掘隐与世事人情的推求相结合；分疏论辩的清明意识与机智明快的文字表达相表里。
尽管有些“推求”和“论辩”不免滑入“悬想”“索隐”之径，然总体上能够于史料中求识见。梅节后期的红学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对红学的学风建设方面，他对于所谓“龙门红学”的毫不留情的批评和批判，彰显了鲜明的学术个性。
当然，由于“正谊的火气”与学术批评理性之间的失衡，其改良红学生态的愿望与实际效果之间不免失调。当然，梅节对于红学学风建设做出了一些富有启示性的切实贡献则不言自喻。
潘重规的红学著作有《红楼梦新解》《红楼梦新辨》《红学五十年》《红学六十年》《红楼梦论集》《红楼梦血泪史》等，其中以《红学五十年》《红学六十年》《红楼梦血泪史》影响较大。
潘重规的红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索隐、校勘和述史。索隐即索解《红楼梦》“反清复明”的本旨；校勘即主持校订《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以及对列宁格勒藏抄本《红楼梦》的勘正；述史即梳理并总结60年间之红学史。
潘重规的红学志业可谓“毁誉参半”：索隐“毁大于誉”，校勘和述史则“誉大于毁”。潘重规的索隐既是对蔡元培旧索隐的“照着说”，又是“接着说”，尽管其“接着说”的成果并未造成可观的学术影响，潘重规红学索隐的影响力难与蔡元培相提并论。
潘重规的述史影响则尤其值得称道，尽管他的述史动机并非学术史的自觉建构，其《红学五十年》《红学六十年》却对此后的红学史写作具有先导作用和启迪意义，譬如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的撰著正是受到了潘重规史著的直接影响，而《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则是一部颇具特色的红学史著。
周策纵的红学代表著作即《红楼梦案———周策纵论红楼梦》，其红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考证、评论方面。
周策纵的考证是对胡适、顾颉刚红学考证的承续，譬如《论关于凤姐的“一从二令三人木”》《<红楼梦>“汪恰洋烟”考》等文章颇受关注，能够以小见大，独具见识。
周策纵的红学评论影响更大，譬如《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多方研讨<红楼梦>》《胡适的新红学及其得失》《周汝昌著<红楼梦>序》等文章，谈言微中，析理透辟。
周策纵的方法论意识非常强，这方面深受胡适的切实影响。他极力倡导红学的综合研究方法，这一倡导不仅具有对红学研究的切实意义，同时具有对红学学风建设的切实意义。
周策纵积极推动海内外红学研究的交流，成功地筹划和主持了1980年6月于美国威斯康辛召开的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对国际范围的红学研究和学术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周策纵身体力行地倡导并参与各种推广红学事业的学术活动，体现了他深切的“中国情怀”即“文化中国”情怀，他与周汝昌结交而成“两周”红缘学谊生动地呈现了这一“文化中国情怀”。
赵冈的红学代表著作即《红楼梦新探》( 增订本《红楼梦研究新编》) 《红楼梦论集》。
从这些研红著作中可见，赵冈的红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曹雪芹家世生平以及版本考证两个方面。赵冈勤于搜集版本，详于比较文字，且时有新发现，其整理文献的系统性远胜于同期港台及海外红学学人，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赵冈作为经济学的“局内人”而兼治红学考据，试图将“致用之学”和“求是之学”并驾而驱，足以显示其学术勇力了。譬如《康熙与江南双季稻之种植》一文，则显示了赵冈兼善两种不同治学路径的能力。
他在《红学讨论的几点我见》一文中倡导以“破解悬案”的极大热情“发掘新材料”的同时保持“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的冷静，应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贡献”的主张。赵冈在红学研究中表现出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追求，最能体现一种脚踏实地的勤勉精神，胡适赞赏极力赞赏这种精神。
余英时的红学代表著作即《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其中两篇文章《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与《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最为引人瞩目。
余英时提出了“红学革命”“新典范”说，试图在辨明红学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深化《红楼梦》文本研究，开拓红学研究的新境界。
至于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文是否受到宋淇的《论大观园》一文的直接影响，尚待确证，至少“两个世界”的构想已然对《红楼梦》意义阐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及现代红学研究的启示意义是不争的事实。
余英时是基于对红学史的考察和评估提出关于《红楼梦》研究“新典范”说，即通过小说的内在结构研究观照《红楼梦》的创作意图，这一红学研究的倡导和路径已经被学界广泛地关注了。
余英时善于运用“实证”与“诠释”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这一方法与俞平伯多有相合之处，即俞平伯既注重“考辨”又注重“批评”。
但不过，余英时对于“考证派”与“斗争派”红学的学术史分析也为他招致了责难，这种责难主要集中在“新典范”合理性方面。
说到底，“新典范”其实试图为“什么是红学？”以及“何为红学？”寻找答案，遗憾的是，余英时对于“外学”与“内学”之争的理解却又局限了寻找答案的思路。“什么是红学？”这一话题是由周汝昌正是提出来的，这篇《什么是红学》的文章刊发于《河北师范大学》1982年第2期，引起热烈的论争，至今未能达成共识。
林语堂的红学代表著作即《平心论高鹗》，这部著作集中研讨了“高鹗是否续书的问题”和“高鹗续书如何评价的问题”。
林语堂认为，《红楼梦》全书乃曹雪芹所作；高鹗修订的后40 回不但不坏，而且异常精密，异常合理，不悖该书大旨；高鹗的贡献主要在于保存流传之功。
《平心论高鹗》中的观点，既有可取之处，更有可商榷之处，尤其是他对后40回的审美品鉴和价值判断。《平心论高鹗》一书中的诸多“一家言”并不能服众，不过，再度引起《红楼梦》研究者对于后40回的兴趣以及重新评价的热情，其学术影响不容置疑。
当然，由于林语堂在《平心论高鹗》中并没有提供出相关的新材料，只是对旧有的材料进行新的解释，难怪引起争议。尤其是林语堂竟顽固地坚持《红楼梦》全书作者就是曹雪芹这一观点，引起了胡适、周汝昌等的强烈不满甚至严厉批评。
不过，林语堂倡导“平心论高鹗”的确涉及到红学的学风问题，尽管林语堂自己也并不见得在“平心”方面做得尽善尽美。
林语堂在考证上的功夫显然不如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功夫，作为作家而考证或评论《红楼梦》，理应对曹雪芹的创作具有更深切的“理解之同情”，对此问题的思考引发了有关“作家之文”与“学者之学”如何兼善这一话题的争议，作家研红这一现象也受到了相应的关注。
王蒙倡导作家学者化，可以理解为“作家之文”与“学者之学”兼善，这种倡导乃基于现代社会日益形成的作家与学者截然分离之弊，显而易见，这种截然分离之弊大不利于文学之研究。
张爱玲的红学代表著作即《红楼梦魇》，这部著作集中考辨了《红楼梦》的成书问题，旨在阐明《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的红学主张，这是对新红学“自传说”的辨正。
这一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值得肯定的，即“洗出《红楼梦》的本来面目”，彰显《红楼梦》真实的艺术魅力，因此，张爱玲考辨《红楼梦》的突出亮点正在于其中“闪烁”的“文学洞见与品味”。
《红楼梦魇》是《红楼梦》成书研究的第一部红学专著，它的拓新意义显而易见。张爱玲的《红楼梦》版本考辨是对俞平伯文学考证路向的承继，却比俞平伯更加贴近《红楼梦》文本。
当然，这种“贴近”究竟多大程度上印证了曹雪芹创作时的真实想法，毕竟难以证实。《红楼梦魇》对于《红楼梦》文本由“初详”至“五详”的写法的确别具一格，以致于给人以“看不懂”的阅读感受，这也影响了《红楼梦魇》的传播以及对于它的研究。
不过，周汝昌撰著的《张爱玲与红楼梦》一书则无疑扩大了《红楼梦魇》的影响。《红楼梦魇》在百年红学史上的学术价值并不明显地逊色于《金锁记》在现代小说史上之文学价值，尽管两者的可比性有待确证，却能充分地说明张爱玲作为作家型学人的实力。或者说，张爱玲在“作家学者化”方面做得要比林语堂更令人佩服，更具有范式意义。
皮述民的红学代表著作即《红楼梦考论集》《苏州李家与红楼梦》《李鼎与石头记》，尤其《苏州李府半红楼》《脂砚斋应是李鼎考》两篇论文，可谓独辟蹊径。
皮述民一改过去将曹雪芹、脂砚斋、贾宝玉密切联系的思路，形成了“李鼎、脂砚、宝玉三位一体”的新认识，这是“翻案”所结出的果实。
当然，皮述民最具新意的“翻案”还在于他提出了这样的命题:“李学”即打破红学谜关之学!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命题，是因为在他看来“唯曹说”已经不能把一些真相讲清楚，红学研究最需要有突破性的发展。
皮述民的红学代表著作能够提供独具启示性的视角，他由“曹学”推演出“李学”的学术勇气足以显示其“自由流动的优势而较少顾忌”的学术个性。当然，由于“李学”的述学策略和方法与“红学”和“曹学”并无根本区别，“曹贾互证”与“甄李互证”均脱离不开“自传说”的影响。况且，“曹学”至今尚存非议，“李学”之说难免节外生枝之嫌。
不过，皮述民则信心饱满，且期许很高，在他看来，“李学”兴则“红学”有望。“李学”的倡导无疑激励着“曹学”的不断精进，对于“红学”的拓展同样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浦安迪的红学代表著作即《<红楼梦>中的原型和寓意》《红楼梦批语偏全》。此外，《浦安迪自选集》选录的六篇评论《红楼梦》的文章是浦安迪自己精选的佳作。
浦安迪声称自己是“以外国学术界的眼光来治中国文学遗产”，这一说法是诚恳的，他的《红楼梦》研究成果的确实现了“略补国内学者和读者的看法”的学术期许。浦安迪的《红楼梦》研究业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观照《红楼梦》原型寓意；二、另辟《红楼梦》评点蹊径。
周汝昌最看重浦安迪在《红楼梦》研究方面的“文化”立意，即对中国文化下功夫研求理解，深造有得，又能从叙事美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分析等角度提出值得重视的创见。
浦安迪试图以《红楼梦》为例来研究中国文学理论即中国文学叙事传统和理论，相比较运用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的立意和方法，浦安迪的立意和方法显然更接地气，尤其值得致力于建构中国叙事学的学者借鉴。
浦安迪并不仅仅满足于“很方便”地使用文献材料，他对这些《红楼梦》批语进行了一番另辟蹊径的研究尝试，这一尝试的成果即《红楼梦批语偏全》，成为《红楼梦》批语研究方面的拓新成果。
浦安迪的《红楼梦》研究视野相对开阔，融通中西而双向借径的方法尤其值得表彰。浦安迪曾受到钱锺书、周汝昌的热情表彰，这也足以说明他的学术影响力。
伊藤漱平的红学观点集中体现在他所撰写的《试论曹霑与高鹗》《红楼梦在日本的流传》等五十余篇系列研红论文以及《红楼梦》日文译本方面。
他最为关注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脂砚斋评语、《红楼梦》版本源流及成书过程、后四十回续书等方面的话题。不仅论文数量超过了其他日本的红学家，论文质量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红楼梦》日文译本则极大地推进了《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并促进了日本红学的发展。
伊藤漱平在日本红学史上的学术地位主要取决于他在《红楼梦》研究以及《红楼梦》翻译两个方面的业绩，当然也体现在直接或间接地培养日本红学研究者方面。伊藤漱平的《红楼梦》研究注重考据，以实证为主，且文风朴实，不仅彰显了日本汉学界的朴学传统，同时为日本学界的红学研究树立了典范。
伊藤漱平特别注重文献资料的整理，尤其对日本本土《红楼梦》研究资料的搜集和重视，使他做出了为人称道的可取成果。伊藤漱平的《红楼梦》研究选题和方法能够直接参与各种红学论争，他以“新红学考证派”的学术作风获得了红学界的认同。
余国藩的的红学代表著作即《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这部著作深受余英时撰著的《红楼梦两个世界》一书的影响。
《重读石头记》一方面从学理上系统地阐述了《红楼梦》的虚构性特质，一方面充分地运用了欧美文学研究的多种理论方法，在欧美人文社科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并由此奠定了余国藩在美国红学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重读石头记》于1997年出版之后，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且由此奠定了余国藩在美国红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并且，《重读石头记》的影响不仅限于欧美学界，又不仅限于红学研究领域，这正凸显了余国藩红学研究成果的范式意义。
余国藩在运用西方理论对《红楼梦》做文学阐释乃至文化阐释过程中，并非刻板地采用“以西释中”的阐释策略或方法，尽管这种策略或方法最为常见。
余国藩为求《红楼梦》研究的理论化而搬运理论，大胆而谨慎地将西方文艺理论尽善尽美地运用于《红楼梦》阐释，并随时注意合理解决这一运用过程中所必须考虑到的适用性和契合度的问题。
从余国藩的红学批评实绩来看，可以认为，他是行进在王国维铺设的红学批评的桥梁之上并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后继者。余国藩的《重读石头记》具有鲜明的启示意义：《红楼梦》的经典意义正在于不断地被“重读”之过程中。
上述12位学人分别在版本考辨、本旨索隐、文本批评、红学史述、学风建设、译本传播等方面取得了各具拓新意义的成果，这些成果显然是百年红学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一些成果独具学术范式意义，有些学人的学术影响甚至超出了红学学科。
《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立案考述的这12位学人中的“海外学人”主要以美国学者为主，尤其华裔美国学者。
顾钧在《美国汉学纵横谈》一书中说：“风水轮流转，二战前的美国还处在汉学研究的边缘地位，但今天则无可争议地成为西方汉学的中心。
今天世界汉学的中心是在北京，还是在哈佛呢？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美国汉学的研究成果被大量译介，而当代中国学人的著作只是很少几种被美国人主动翻译：就评介机制来看，美国的SSCI期刊比国内的CSSCI期刊更权威，更能表明学术水准和国际影响力；至于群趋美国受国史则早在三十年前就开始了，至今方兴未艾。”[4]
美国汉学的研究水准相对比较高，国际影响力相对比较大，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也是笔者《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之所以为诸多的美国籍学人立案的重要依据之一。张惠博士曾撰著《红楼梦在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一书系统考察了美国红学的业绩和影响，同时并对美国红学的贡献和启示意义做了相应的总结。
可以肯定地说，以周策纵、赵冈、余英时、余国藩、浦安迪等为代表的美国籍华裔学人在红学方面的贡献不仅影响了美国的汉学研究格局和水平，同时影响了红学的整体发展格局和水平。
当然，整个欧美红学颇具影响力的红学学人尚有更多值得立案考述者，假以时日，容笔者撰著《海外红学学案》时补录“海外红学学案”案卷之中亦为时未晚。
当然，无论是美国红学学人或者美国红学之外譬如港台红学学人，一旦立案考述，均堪称红学领域之翘楚，其红学成果对于红学学术史翘楚、红楼文献学建构、红学学科建设等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叶桂桐在《中国古代小说概论》一书中说：“西方的红学研究，一般说来，50年代以前是处于综合介绍的阶段，60年代以后则有了长足的进展，其间美、英两国学者的研究成绩尤为突出。美英学者的论著，明显特点是更多地运用西方文艺理论来探究《红楼梦》的主题、寓意、艺术结构、艺术风格。如：弗里西斯·韦斯特布鲁克《论梦、圣贤和落凡的仙人：<红楼梦>中的现实、幻觉和痴》，戴维·霍克斯的《象征主义小说<红楼梦>》，黄金铭《观点、标准、结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卢西恩·米勒的《红楼梦小说的面纱：神话摹拟及人物》，埃德温的《红楼梦反映的中国三种思想方式》，浦安迪的《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鲁道夫的《隐士与落拓者：中国与西方文学的两种不同类型》等文，皆是其例。”[5]
笔者之所以在众多美英学者中选取浦安迪以立案考述其红学志业，主要基于浦安迪在以下三个方面所做出的突出成绩：学术成果的创见、红学史的地位、国际汉学的学术影响力。
当然，以浦安迪为代表的美国学者的红学研究也陆续受到一些批评，夏志清曾说：“近年来，在台湾地区，在美国，用新观点批评中国古典文学之风大开，一派新气象，看样子好像研究水准已超过了钱锺书写《谈艺录》的时代。但这种外表的蓬勃，在我看来，藏着两大隐忧。第一，文学批评愈来愈科学化了，系统化了，差不多脱离文学而独立了。在我看来，‘文学’是主，‘批评’是宾，现在的趋向是喧宾夺主，造成本末倒置的现象。”[6]
夏志清的观点具有普遍性，他的隐忧源自于“文学”在文学批评活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的渐行渐远。若以此来观照红学研究过程，这种隐忧同样很有针对性。
不过，红学批评的“科学化”“系统化”是否就意味着“本末倒置”呢？这里涉及到如何理解红学中的文学批评何以为“学”的问题。夏志清的第二个隐忧即“机械式‘比较文学’的倡行”，“大半有‘比较文学’味道的中国文学论文，不免多少带些卖野人头的性质。”[7]
夏志清的第二个隐忧恰恰直击“比较文学”的弊端，这一弊端在红学研究领域一度泛滥成灾。不过，无论是宋淇，还是余国藩，他们在运用“比较文学”评论《红楼梦》时尚不至于出现“卖野人头的性质”。
夏志清尚有另一看法：“研究西洋文学，非得人在国外，用西文书写研究成果，才能博得国际性的重视。大陆学人，在中文期刊上发表些研究报告，批评观点逃不出马列主义，人家根本不会理睬的。在近日大陆，西洋文学研究者只有一条路可走：翻译名著。”[8]
夏志清这篇题为《重会钱锺书纪实》的文章撰写完稿于1979年5月27日，时至今日，世事变迁，学术不断取得进益，夏志清的断言果真有效否？至少《红楼梦》研究或曰红学研究并没有形成“非得人在中国，用中文书写研究成果”的成见，只要业绩可观，亦能“博得国际性的重视”，譬如浦安迪、余国藩、伊藤漱平等等。
笔者在撰述《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过程中逐渐形成关于海内外红学的整体认识或者整体评价：尽管红学的“主流”在中国大陆，港台及海外是“支流”，“支流”只有汇聚到“主流”中来才能够显示其特有的活力。
其实“主流”和“支流”是一个整体，若就“红学”学科而言，绝无“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之必要；若就“红学史”而言，缺少“支流”是不完整的，是偏狭的。
值得一提的是，“支流”因自由流动的优势而较少顾忌，往往能够提供独具启示性的视角和范式；而“主流”则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尽管鱼龙混杂，但气象宏大。
显而易见，“支流”不能独立于“主流”而独立发展，“主流”则因吸纳“支流”而气势更加宏大。
上述12位学人所代表的港台及海外红学无论在理念、方法、视角方面，抑或在学术个性、学术承传、学术精神方面，既有与大陆红学之相同或相通处，又有一定的甚至较大程度上的相异处。
他们或直接承受中国古代传统学术的影响，或主要承受民国学人诸如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等的影响，或在承受民国学人影响的同时主动接受欧美学术的影响，或主要承受着欧美学术的影响而心仪中国传统文化。
总之，通观他们的红学业绩以及取得这些业绩的模式、理念、方法、路径，他们均能登堂入室即进入“红学”之堂奥而共建这一门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特性之学科。毋庸置疑，就红学整体发展而言，港台及海外红学与大陆红学具有显而易见的共生性，各自所具有的独特性只有置于这种共生性之中，才具有切实的真价值。
当然，无论是港台学人抑或是海外学人，他们都可能存在着难以摆脱的原有思想模式之局限或弊端，他们的红学研究可能也难免会有偏狭之弊或隔靴搔痒的毛病。
不过，若就红学学科发展而论，但凡值得立案的学人，无论是港台学人抑或是海外学人，他们在红学史上都堪称“有影响的少数几家”。（笔者按：杜维明曾说：“诠释总是相对的、无限的，不可能只此一家，但多种多样的诠释中，有影响的又是少数几家。”[9]）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与《红学学案》不仅仅是换一种眼光看红学，即为现代学术寻找真实而鲜活的为学传统，其服务于红学学科重建的学术目的同样十分鲜明。
笔者曾在《周汝昌红学论稿》序言中说：“周汝昌提出‘红学是中华文化之学’的‘初心’是在救活红学，这一用心乃隐含于命题之中，一些红学中人并没有看出来罢了；当然，周汝昌提出‘红学四学’之说亦救活红学之用心，这一用心同样没有被看出来罢了。”[10]
笔者撰著《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包括《红学学案》以及即将撰著的《民国红学学案》）同样葆有“救活红学”之“初心”，这一用心乃隐含于每一个“案宗”、每一组“案卷”之中了。
《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的撰著历时4年半的时间，自第1篇论文即《辨明红学方向、探究红楼艺境:宋淇的红学研究——当代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一文刊发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至第12篇论文即《重读<石头记>知史传虚话,细按<红楼梦>乃大旨谈情——余国藩的红学研究述论》一文刊发于《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原计划于2017年底前出版《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这部书稿，其间，因获得了2016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项目立项资助，于是，推迟了出版时间。立项资助的好处不仅使笔者可以从容地购置该项目所需要的相关文献资料以及参加相关的学术活动，更紧要的是可以从容地对该书稿进行修订完善。
红学学案原拟撰著5编（部），系多卷本红学史著述，《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是继《红学学案》之后的第2编（部）。不过，最初的这一总体构思随着文献资料的拓展阅读以及红学史写作力求“相对精善”原则的明确，重新拟定为撰著3编（部）为限，总书名题为《现代红学学案》。
同时，笔者感到很有必要将海外红学学案再做拓展，以便更为全面地呈现海外学人的红学面貌，这虽然是笔者的一种构想，距离构思的实现也是指日可待的。
《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的撰述可谓日趋完善，无论文献材料的采集、整理和征引，还是对文献材料的价值分析和评价即“史中求史识”，抑或对这种现代学案写作体例的熟练运用，都将成为拟定的下一编（部）《民国红学学案》的撰述范本，当然也是此前出版的《红学学案》重新修订完善的模本。
笔者在主持《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科版）《现代学案》栏目的过程中，不断地思考现代学案（包括红学学案）的写作体例问题，并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撰写了《现代学案述要》一文，刊发于《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年第3期。
该文从立案原则、立案人选、立案写作（包括选材、结体、笔法）、立案意义等方面对现代学案做了简明扼要的述评，从而使现代学案（包括红学学案）的写作有章可循。
钱玄同曾说：“要之，太史公书之好处全在其作意，最大者如所谓‘述往事，思来者’。盖史公深明历史为记载人群遥代之迹，使人得鉴既往，以明现在，以测将来，决非帝王家谱、相斫书也。”（杨天石整理《钱玄同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出版，314页。）
笔者同样认为，现代学案（包括红学学案）若果能“传世”，必当于“述往事，思来者”之“作意”求之而已。《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试图在“述往事，思来者”这一“作意”方面做得更加地“精善”，从而成为红学学案写作的范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笔者的红学学案著述堪称红学的学科重建与学术转型时代的“建档归宗”之作，学界师友的这一认同，彰显了红学学案的学术史意义（笔者按：乔富锦教授曾为《红学学案》撰写了一篇题为《学科重建与学术转型时代的“建档归宗”之作——高淮生教授<红学学案>读后感》的书评，这篇书评开宗明义地揭明《红学学案》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为红学这一学科“建档归宗”）。
这一认同无疑激励了笔者的学术信心，使笔者时常在思考如何做成“相对精善”的学术史著述。
值得一提的是，《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撰述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环境非常有利于笔者精益求精地完成这项课题。
笔者自2015年春迄今，先后组织策划了多场红学高端论坛和座谈会，即2015年春在徐州召开的红学学术史反思高端论坛、2016年春在郑州召开的红楼文献学高端论坛、2017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召开的红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以及2016年10月和2017年1月分别在北京召开的两次座谈会，尤其《“周汝昌与现代红学”座谈会》影响很大。
参会者集中研讨了红学学术史的回顾与建构、红楼文献整理与文献学建构、红学学科反思与建构三个方面的议题，以及周汝昌红学研究的经验与教训（“周氏红学”）。此外，笔者又于2017年底出版了《周汝昌红学论稿》（知识产权出版社）。以上这些学术活动无疑对于《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的撰述具有积极影响，笔者也由此感到十分地欣慰。
笔者认为，学术批评与学术建构两者不可或缺，但批评要审时度势，适可而止，适时而变；而此一时期的红学最需要建构，《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包括《红学学案》）则重在建构。如果学界同仁能够凝聚合力坚持不懈地从事红学学科的建构，那么，红学一定能够一直“红”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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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淮生:《现代学案述要》，《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2] 乔福锦:《学科重建与学术转型时代的“建档归宗”之作——高淮生教授<红学学案>》读后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3] 高淮生：《现代学案述要》，《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4]顾钧：《美国汉学纵横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页。[5]叶桂桐：《中国古代小说概论》，台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380页。[6]夏志清：《人的文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7]《人的文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179页。[8]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269页。[9]刘梦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刘梦溪学术访谈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0页。[10]高淮生：《周汝昌红学论稿》，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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